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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5月，来自河北省遵化市的月嫂方大姐，在天津完成工作后却遭遇恶意欠薪，为了讨薪，她四处碰壁。当年9月，方大姐得到律师帮助，得以通过法律途径继续维权，本台一直持续关注事件进展。

  2025年9月15日，方大姐再次来到天津，怀里抱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法律援助伸援手 为民维权解民忧”，走进了天津融耀律师事务所。

  “我给二位律师做了锦旗，谢谢您们帮我打这个官司，太不容易了……”。见到王秀杰律师和陈月律师时，方大姐先是笑了，刚一开口说话，又没忍住掉下了眼泪。

  等到情绪平复下来，方大姐兴致勃勃地跟记者说起了这些天来的经历，“8月29号，一直扣着我工资的那个中介刘颖（化名）突然给我发信息，说法院把她的账户都查封了，让我找法院给她解封账户，她就把工资给我！”

  接到信息时，方大姐惊喜交加，赶紧联系王秀杰和陈月，托律师向法院核实情况。

  9月5日，方大姐的手机收到短信，显示东丽法院返还款到账，一共9973元。其中9615元是方大姐应得的工资，剩余的358元包括逾期支付工资利息333元，以及退还的法院案件受理费25元。

  “我当时高兴得都哭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劝自己，就算钱拿不回来，能让别人明白我的遭遇，别再上当受骗也值了，结果你们真的帮我把钱要回来了！”这次来到天津，方大姐脸上的愁容一扫而空，一直说着，笑着。

  看到方大姐开心的样子，王秀杰律师和陈月律师也笑了。三人聊起近况，得知方大姐离开天津后，又在老家断断续续接了几单月嫂和育儿嫂的工作，忍不住出言提醒：不靠谱的单宁可不接，也不能干完活儿拿不到钱！

  “现在家政行业里好多都是中介公司介绍家政人员入户，直接给宝妈提供服务，或者给家政公司、月子会所提供服务，有时候不只是1个中介，可能有2个、3个、甚至4个中介，其实都是空壳公司，在里面层层转接、层层盘剥，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会损害家政人员的权益，或者损害雇主的权益。所以我们大家都希望行业监管部门能够从根源上重视这类现象。”王秀杰说。

  2024年4月，方大姐经本市中介人员刘颖（化名）介绍来到天津，以诗安国际母婴会所月嫂身份，入户为一位宝妈提供月嫂服务。完成工作后，母婴会所却将方大姐应得的9615元工资，以及500元介绍费，一起打到了刘颖的账户。此后，方大姐多次向母婴会所和刘颖索要工资，却被对方推来推去。

  当年9月，方大姐拨打广播新闻部热线，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并在记者的帮助下，来到天津融耀律师事务所进行法律咨询，当天接待方大姐的两位律师，正是王秀杰和陈月。

  可是咨询的结果，却让方大姐的心都凉了。“律师帮我查到，那个中介刘颖早就是‘老赖’了”。

  那天，看着方大姐疲惫难过的神情，两位律师建议她能够最终靠法律诉讼继续维权，并且同意免费为她提供法律帮助。

  2024年9月14日，王秀杰和陈月作为方大姐的代理律师，向东丽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书，要求天津诗韵安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即诗安国际母婴会所），与中介人员刘颖共同支付方大姐劳务费 9615 元，以及劳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2025年2月14日，案件在东丽区人民法院进行一审，随后又上诉至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两级法院审理、判决，最终判令中介人员刘颖向方大姐支付劳务费 9615 元并支付利息，但刘颖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2025年6月24日，陈月代方大姐向东丽区人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两个月后，东丽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为方大姐追回了应得的工资。

  回顾整个事件，在过去16个月的时间里，方大姐为了讨薪一次次从家乡来到天津，抱着期望度过漫长等待；代理律师为帮助方大姐追回工资，一趟趟前往法院配合案件审理，整理的资料塞满了一整个牛皮纸袋。最终的结果也只是促使恶意欠薪的中介人员刘颖归还了方大姐的工资，并额外支付了333元的利息。

  “如果刘颖无另外的未执行案件，她归还了方大姐的工资，这起案件就结束了，她的账户也就解封了。”陈月说。

  “如果没有律师免费为方大姐打官司，她是要不回来钱的！”分析起方大姐遭遇的欠薪事件，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志松一针见血。

  “方大姐的遭遇是一个关于尊严与正义的事件。它拷问的不仅是法律条文如何解释，更是我们的社会如何构建一套有效的制度，确保每一位辛勤劳动的个体，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

  在刘志松研究员看来，想要避免类似的问题重复发生，需要立法、司法、行政监管以及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五个层面的问题，应引起社会关注：

  欠薪事件暴露出当前一种典型的用工模式：“平台（母婴会所）获客、中介找人、个人接单”。机构通过复杂的合同安排，刻意模糊其与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关系，将自己定位为“信息中介”，从而规避《劳动法》下的雇主责任（如缴纳社保、支付工资等）。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趋势，使得像方大姐这样的劳动者被置于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若发生纠纷，维权成本极高，且难以直接追索真正的受益方（享受品牌溢价和服务的母婴会所）。立法和司法实践亟需对这种新型用工模式中的“事实控制与受益”关系做出更清晰的回应，防止平台经济成为责任豁免的“避风港”。

  方大姐通过法律途径追讨欠薪，历经一审、二审，虽胜诉，但“执行”环节仍然充满挑战。如果被执行人刘颖提前隐匿和转移财产，就可能使判决书沦为“一纸空文”。对于涉民生的小额案件，如何加强诉前财产保全、提高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的效率、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惩戒力度（例如限制其从业资格等），是司法系统必须强化执行的环节。否则，司法公信力和劳动者的法治获得感将大打折扣。

  事件中的中介人员利用空壳公司做操作，又在案件审理期间变更法人，这暴露了家政中介行业准入门槛低、监管严重缺失的乱象。当前对此类中介机构的监管，往往侧重于工商注册登记，而缺乏对其经营行为、资金、从业人员资质的实质性持续监管。这导致“皮包公司”、“飞单”现象泛滥，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侵害劳动者和消费的人权益。建议建立家政服务行业备案制、保证金制度或信用评级体系，将不良中介和个人坚决清除出市场。

  方大姐的维权之路长达一年，过程艰难。这反映了劳动者普遍面临的一个困境：他们缺乏法律知识、经济能力和时间精力来应对复杂的法律程序。因此，必须扩大和畅通针对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法律援助渠道。同时，应探索建立劳动争议的绿色诉讼通道，实现快立、快审、快执，降低他们的维权成本。

  方大姐的案件在法院审理期间，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电子证据成为了关键定案依据。这提醒我们，在数字时代，必须加强对劳动者的维权证据意识教育。应通过工会、社区、媒体等多种渠道，普及如何签订合同、如何保留工作凭证、如何确认付款对象等基本知识，让他们从维权的第一步就能占据有利地位。

  无论如何，方大姐的讨薪路终于告一段落！我们期待着，这场历时16个月的维权经历，不仅是方大姐个人权益的“落袋为安”，更能成为推动家政行业规范、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的“催化剂”。

  期待立法更清晰、监管更有力、执行更高效，让每一位像方大姐一样辛勤付出的劳动者，不必再为讨回应得的工资奔波焦虑，不必在漫长等待中耗尽希望，真正的完成“劳有所得、权有所护”，让公平与正义不再迟到，更不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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